在硬科技、高新技術、先進制造業以及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方面，有挑戰，更有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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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趙剛（全球創新中心總干事、國家科技部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整理：中外管理傳媒 任慧媛

國際形勢波譎云詭，周邊環境復雜敏感，中美科技脫鉤愈演愈烈。

在美國眼里，中國科技力量威脅極大。因此，美國必須制裁扼殺中國的科技產業。這就導致了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的交鋒越來越激烈，中美科技脫鉤已是明牌。那么，在中美戰略博弈與科技脫鉤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該如何去應對，去抉擇？

在中外管理傳媒主辦的第五屆“中國造隱形冠軍”長青峰會上，全球創新中心總干事、國家科技部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剛以“中美戰略博弈與科技脫鉤下的企業創新戰略”為主題，進行了詳細而深刻的分析。

以下為趙剛演講精編：

中美科技競爭，已然白熱化

歷史經驗表明，每一輪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都會引起大國力量的消長和霸權更替，重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這本質上是經濟社會發展動力的切換和升級。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家，就抓住了前幾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會。這一次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生命科學、雙碳等為代表的領域出現了重大突破。美國最擔心中國利用這一輪新科技革命的機會迅速崛起。所以，在這個關鍵點上出現了中美的科技戰。

中美科技脫鉤的實質，就是美國意圖爭奪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制高點。美國一直把科技創新作為立國之本，奧巴馬任職時期提出了三次國家創新戰略，強調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和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所以他們也特別重視中小企業的創新，專門設有中小企業局。美國國防部還在硅谷設立了與企業密切聯系的創新小組，前不久又設立了一個創新資產辦公室，政府拿出20億美元來資助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和產品，以迅速提升戰斗力。這是美國軍事、國防正在向中小企業傾斜支持的一個重大舉措。

貿易戰就是從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開始的。第一任期時的能源部長朱棣文是一位華人科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他推動了中美青年聯合研究中心的成立。朱棣文發現中國的科技進步非常快，美國如果再不抓緊投入，很快就會落后。所以，2010年11月29日，朱棣文在華盛頓對媒體發表了題為《能源領域競爭正在成為美國新的衛星時刻》的演講。當年蘇聯發明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美國就認為蘇聯的科技水平已經超過了美國，美國將會從世界霸主地位上衰落，所以必須要加大投入。在這個背景下，美國搞了“阿波羅登月計劃”，頒布了一些法案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之后美國又重新走上了一條科技搶跑的道路，繼續引領世界。所以，朱棣文的演講在美國的影響非常大。緊接著，奧巴馬又到國會演講，說“中國的科技很快就超過美國了，我們不能等，必須加大投入。”

加上美國媒體對“中國科技威脅論”的渲染，奧巴馬在第二任期，就把打壓中國科技作為一個主要的方向。由此，從2010年到2016年一共進行了7次中美創新對話，我當時負責中美創新對話的專家組工作，親身經歷了這段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美方一再給中國施加壓力，如果中國不同意就要實現科技脫鉤。拜登上臺之后，在多個場合也都提到了“美國要在科技上加大投入，防止中國超過美國”。

美國有個著名的智庫研究所寫了一個報告，題目就是《美國如何打贏和中國的科技戰爭？》，其中提到：在高鐵、高速計算這些領域中國已經遠遠超過美國。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美國還領先的領域，中國跟美國的差距已經越來越小，大約有4到6年的時間，中國的科技就會全面超過美國。到那時，中國的軍事和經濟也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霸主，美國就會一落千丈，所以，必須現在就限制中國科技發展，跟中國科技脫鉤。

這個報告影響了特朗普和美國政府，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對華為、中興等企業進行打壓，以及“抓人驅逐”等。

很多人說特朗普不喜歡科技，對科技沒什么貢獻。但實際上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務實的措施，他在美國建了20多個制造業的創新中心，其中有個做紡織材料的中心，這本是傳統產業，但他們通過研發新材料、新工藝，使美國已經從服裝進口大國歷史性地成為服裝出口大國。

拜登時期也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特別是芯片法案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還鼓勵新能源汽車包括新能源電池產業的發展。原來中國的新能源電池很多都銷往美國，但現在越來越少，因為想拿到補貼就必須在美國本土生產，在美國建廠才可以。

美國一直把“美國第一”“美國優先”作為非常重要的戰略，所以他們特別重視國家科技戰略的力量。美國有十幾個國家實驗室，特別在能源、生物、高速計算等方面建有國家實驗室。同時，部分美國企業承擔了國家的戰略科技任務，成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美國國防部、空軍、陸軍、宇航局都給馬斯克委托了任務，盡管馬斯克經營的是一個私營企業。

同時，美國也搞新基建，這與中國異曲同工，特朗普在任時就提出投入1.5萬億美元建數據中心、高鐵等，還提出來“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現在拜登依然是這樣。他們特別強調消費在美國、制造在美國，利用美國企業的積極力量，實現“美國第一”，這是他們的國策。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打壓，由來已久

中美科技合作已有40年，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加大遏制和打擊力度，中美科技關系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拜登上臺后依然延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現在既不是遏制與接觸，也不是競爭與合作，而是遏制、競爭、合作——混合多元的關系。通過現有的研究可以初步判斷，如今中美在科技領域已經建立起了遏制、合作和競爭三足鼎立的關系，在國際科技領域中已逐漸形成了“一超”、“一大”和“多強”科技格局。

為什么說是局部科技戰？美國自己提出“小院高強”，在核心技術、前沿技術，特別是軍民兩用的技術方面要限制，不能讓中國發展，但是“小院”之外可以合作，這符合目前中美兩國的情況。看一下中美合作交往的歷程，會發現合作的規模越來越大，范圍越來越深。即使是現在，中美聯合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的電動汽車、建筑、能源、重型卡車，依然在繼續，只是媒體沒有報道。

事實上，美國對中國的技術打壓，其實由來已久。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簽訂后，中美開始大規模的科技交流和合作，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出口管制一直都在進行。

我們跟美方談判對話時，每次首先提出的就是要取消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不同歷史時期，這方面的限制根據兩國關系發展有所調整但是始終沒有取消，一直像緊箍咒一樣罩在中國頭上。

而現階段，美國實施局部科技戰作為中美科技戰的主要手段，試圖延緩中國科技的發展速度，其表現特征主要是“預防”、“脫鉤”、“抓捕”、“罰沒”、“禁止”和“打擊”等。

比如，預防中國學他們的技術，預防他們的技術轉移到中國，“中興事件”，華為孟晚舟被批捕等都是相關案例。美國的商務部、聯邦調查局等司法部門專門成立了聯合執法辦公室，對中國企業、中國科學家與美國的合作進行重點調查，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條件來限制中國。

值得借鑒：美國的國家實驗室運營策略

美國始終以科技作為國家發展的核心戰略。二戰即將結束之際，應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總統科學顧問萬尼瓦爾·布什推出《科學，無盡的前沿》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奠定了美國戰后的科技政策框架，核心是促成了軍事、工業與高校科學共同體實現高度協同的創新合作機制，促成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的成立；成立了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促成了GPS、互聯網等技術突破。

同時，美國政府在科研領域的投入長期保持著較高的水平。近40年來，美國在研發領域的投入始終保持在GDP的2.5%-3.1%之間。中國在2012年這一數據是1.9%，到2022年才到了2.6%，還是有點低，要加大投入。

而國家實驗室作為美國的國家戰略性科技力量，很多發端于曼哈頓工程等國家戰略任務。

二戰后，美國把戰時實驗室轉制成了國家實驗室，圍繞國家使命開展基礎性、前沿性和戰略性的科研任務。這些實驗室從事高校、企業或民間研究機構難以開展的研究，成為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力部隊。

冷戰結束后，美國國家實驗室的使命與時俱進，研究領域從保障國家安全的武器研發逐步擴展到海洋、能源、健康、信息、材料等重大科學前沿與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領域，并開始更多地從事跨學科、綜合性研究。

目前，多數美國國家實驗室是政府所有、合同管理，政府委托大學、私營企業或非營利機構負責實驗室的運營管理，政府部門主要發揮監督管理作用，這樣既能體現國家戰略目標，又能保證實驗室管理上的靈活性。

數字科技：中美競爭的關鍵領域

數字技術已成為美國的國家戰略。拜登政府明確表示，在關系到國家戰略生存與發展的領域，必須把科技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不允許中國等大國分享。這些領域包括，人工智能、半導體、5G、量子科技等。

拜登競選期間，曾向選民承諾：“我將把對研發的投資作為我擔任總統的基石，以確保美國引領創新。”拜登政府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方針》也承諾將加大對基礎計算技術和國內先進制造業等領域的投資，確保美國的創新優勢。

美國參議院2021年6月8日以68票贊成、32票反對的結果，投票通過了《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旨在促進美國半導體生產、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術的發展，以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尤其是為了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該法案提到，高速計算、半導體先進通訊、醫療技術、網絡安全和先進能源等十大領域既是他們重點投資的方向，同時也是對中國科技脫鉤的重點。其中，商務部獲得100億美元用于籌建10個“技術樞紐”，涉及人工智能、5G、半導體等領域。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副主任博明，在以“中國長臂：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為題的聽證會中講到，美國對中國高科技打擊的第一步是5G，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現在正在啟動第二步計劃打擊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但美國政府再怎么搞，他們那些企業家如果不情愿，最后政策也會打折扣或者修改。美國的科技界也不希望脫鉤，有人做了一個調查，大概20%左右的人還是希望跟中國繼續合作，占比是低了一點，但大環境改善的時候，這些都是我們非常好的支持力量。

企業如何借力科技戰略快速發展？

第一，強化國家戰略中的科技力量。企業未來如何發展？卡脖子技術如何解決？我們現在瞄準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九大前沿領域。要布局一些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制定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推進科研院所、高校、企業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資源共享。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

第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支持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承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現在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要求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必須在4%以上，國外發達國家、創新國家都在5%以上。有投入才能吸引高水平的人才，才能夠對企業主業技術進行深入研發并掌握自主權。所以鼓勵我們的企業家承擔起重要的責任，不僅要考慮搞什么產品，還要考慮搞基礎科學，從0到1，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加大投入。

第三，激發人才的創新活力。創新科技靠人才，如何激發他們的創新活力，讓他們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的專精特新、隱形冠軍、“小巨人”企業都是在各自的領域里做了非常多的探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所以，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

第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中央提出組建中央科技委，重組科學技術部，是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同時，還要注意怎么把企業納入國家創新體系和決策中。現在的國家創新規劃、編制，國家創新政策的制定，國家重大項目的立項，幾大方面都缺少企業參與，缺少企業的聲音。所以，一定要讓企業家，企業里面的專家站到舞臺的中心，為國家的科技管理、科技政策、科技戰略發聲，貢獻智慧，貢獻方案。

第五，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突破發展。前不久，中央財經委開會提出，現代的產業體系要抓住人工智能，同時要求傳統產業利用新技術、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轉型升級，不能把傳統產業作為低端產業簡單退出。我們過去有個誤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把傳統產業當做低端產業關停并轉，這是巨大的浪費和損失。在硬科技、高新技術、先進制造業以及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方面，企業家承擔了非常重要的使命。

第六，加快數字經濟發展。與數字經濟相關的5G、6G、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產業有很多機遇。中央已經把數據作為五大生產要素之一，數字化、數字產業、數字經濟是一個藍海，特別需要我們企業家去開拓。

（根據演講內容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