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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空間與時間一起構成人們的生活坐標，這是普遍的社會生活事實。當人們將意義投向空間，開始賦予其價值、并對自己獨特的棲息地產生情感上的皈依意識之時，空間就成了“地方”。它同時關乎自然環境、科學對象、原住民家園、自然景觀、城市圖景，在現代生物地域主義這里，“地方”呈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真正的親和性，這種親和性正是自然文學思考的核心。

在自然文學的理論中，地方不是一種物理位置和空間關系，也不是一個統一的哲學、理論或方法，更像是一種過程，一種狀態，反倒不像是一個“地方”。它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動詞。它不是實體性、本質性的，而是狀態性的，是處于進程之中的。

英國哲學家懷特海認為，“偉大的藝術就是處理環境，使它為靈魂創造生動的、轉瞬即逝的價值?！币粋€人是否了解他所處的地方，取決于他是否了解這個地方的動植物，是否了解他腳下的那片土壤、那方水土，這些都是建立“地方感”的基本條件。吉爾伯特·懷特有關塞爾彭的博物學寫作，約翰·繆爾創建的塞拉俱樂部（這是歷史上第一個以保護荒野為主的民間組織）；愛德華·艾比一直在猶他州沙漠地區擔任國家公園管理員等等——這些保護與恢復生態的嘗試，在當時都局限在一個狹小的“地方”。梭羅、普列什文、約翰·巴勒斯等也都曾扎根一個當時不為人知的“地方”，在孤寂的氛圍里進行日復一日的艱苦實踐。

這些“地方”多非風光旖旎之地，在大眾眼中其實并沒有經濟價值，甚至連審美或獵奇的價值都沒有。比如位于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沙鄉，是因為多沙，才俗稱“沙鄉”，那里沒有“優美崇高”的山林湖泊，那里的沼澤地難以涉入，荒蕪的沙地不適于種植，既難以吸引旅游者，連靠谷物為生的農民也不愿進入——“沙鄉是貧瘠的”；利奧波德總是這樣感慨。他們的創作也沒有要為地方代言的野心，僅是表明作家甘愿長時間獻身于地方，單純從植物生命、氣象特征、季節變化等角度來研究地方的生存環境。

從達爾文之后，科學才開始從一種涉獵寬泛的業余愛好變成一門高度專業化的職業，而現代科學形成的原因，在知識層面，正是奠基于歐洲海外擴張引起博物學知識的迅速增長，以及某些重要工具的發明，如顯微鏡等等。與博物學相通的地方性寫作，致力于拓寬人們認同的范圍，提升人們對環境事務的關注意識。相關的生態思想實驗，其目的是促進人類意識的升華，在固守中發展新的自我認同模式。

“地方”并不獨立于其它的地方之外，并不獨立于其周遭的植物、動物、風、雨、河流之外。人為導致臭氧層損耗的后果覆蓋在整個南極洲，而所有臭氧損耗的化學物質都是在北半球釋放。氣候變化，是由很多零星的地方行為造成，然而影響卻是全球性的，有時候和起源的地方幾乎沒有什么關聯。空氣污染不會在工業城市的邊界停止，就如同瀕危動物也不會總是孤獨地生活在遙遠的荒野，它們會走出人類打下的界樁，自由遷徙。

每一片來自某個地方的樹葉，最終都將遵循著整體的秩序而飄落。腳踏實地的地方感，與仰望星空的宇宙感，可能是同一種東西。植根地方的人比植根宏大觀念的人，對地方的認知和關愛都更為深刻與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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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年來，瑞士特伯爾地區一直保持著社會和生態的大致穩定。從中世紀到近現代以來，都成功地將外來社會變遷的飄搖風雨拒之門外。這歸功于這個鄉村集體在14世紀發展出一套特殊的灌溉系統及牧場規章制度的完美設計。菲律賓北伊羅柯斯省伊洛卡諾地區也有類似的灌溉社會。實際上，這些曾經苦心持續發展了數個世紀的社區，只是在全球化浪潮實在無法抵御的時代才開始走向衰落。當地的人們獲得了與文明共進的機會，開始與大多數人一樣謀虛逐妄，不知是幸事，還是令人嘆惋？

全球化其實并不自今日世界開始。上溯至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或工業革命時期，社會空間就逐步以觀念的對象化為導向、以系統范式進行運作，但星辰大海般美好的愿望與意志似乎永遠無法落實，個人除了“適應系統的目的”別無選擇，所謂的“進步、公有”最后都成了烏托邦式的愿景。

常有人會誤解，認為地方感會帶來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形成自私的地方團體，為保護自己的環境利益甚至不惜反對社會進步，如是等等。類似的還有來自“環境正義”主義者更加誅心的質問：“鼬鼠黑黑的眼睛與貧民窟中即將被污染的環境奪取生命的孩子剛剛閉上的雙眼相比，哪個更能觸動人的靈魂？”

但在實際上，地方性才是對資本天然的無意識的反抗。“有些人的行為表明他們要在一個地方迅速地掙錢，然后繼續前往下一個地方”——貪婪與自私恰恰是全球化帶來的惡果，而不是地方性思想所造成。正如達爾文所說，道德起源于將人群組織成社區的本能，也可以看作是利他本能。利奧波德就是在一個小小的“地方”（個人農場），將社區的概念進行延伸，促進了從傳統倫理到環境倫理的變革。

“地方”體現出鮮明的區域特征，地方經驗的獨特性和永恒性，無聲支持了個人與社會群體多樣化的各種實踐。地方性的核心要素不是唯地方的保守主義，而是對當前全球空間均一化的一種反撥。地方并不是對社會空間、社會范式的對抗與疏離，相反，人們正可以憑籍著地方認同，全面修復人地關系。

地方的營造不是鐵板一塊的原則踐行，而是建立在不斷修正和彼此適應的基礎上。人與地方相互定義彼此，人是某個地方的人，地方是某些人的地方?！暗胤健币庾R的出現，本身就是對現代工商文明價值體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西方理性主義進行的反思；它與激進的政治“本土意識”，如歐美的保守主義右派，甚至與“深綠”生態烏托邦，都有著截然不同的分野。

布伊爾在《環境的想象》中通過大量的文學事例證實，無論是何種性別、種族和階級，對于自然的喜愛都呈現出某種共性。現代社會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而自然共同體才是持久與真正的共同生活，它真正實現了對性別、種族、階層等取向的超越，適應自然定義的地區和大小適度的共同體，才是人類文化最好的發展方向，生態地區是自然演化與社會進步的標準，而不是例外。

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是雙向的、多層次的，彼此都在不斷的變化中反饋、調適。我們所經歷和感覺的空間世界，是一個個不同的地方互相纏繞而組成的網絡。地方的構成是多元的，不能用固定的眼光視地方為被劃分了的特定區域，“每個地方，每處景觀，都存在于一個更大的地方當中，就像鳥巢一樣”（湯姆·林奇《熱愛干燥：西南文學生態批評探究》）；這是一種“庇護所”式的空間，也是與人類世界相伴而生的家園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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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是陸地上最遙遠的地方，沒有行走的痕跡也沒有路標，是可知世界的盡頭。這是荒野地區所獨有的“冷酷神秘主義”?？刹赖钠嬗^既烙印著啟蒙運動的崇高概念，又代表著人類意義上灰色空間的固有模式，與人內心的野性有著經久不息的響應。如同海德格爾所說的石廟讓石頭“第一次在世界中顯現出來”，在奧斯汀的《少雨的土地》中，我們能看到沙漠如何顯現其自身，看到植物的演替，看到一個空間的荒蕪與繁茂，看到荒漠的風光旖旎、元氣充盈，荒蕪而枯竭的反倒是人類自身。沙漠豐盈的內在性，使奧斯汀的地方性寫作顯現了一種“忘我的遼闊”。這使她更善于聆聽，更容易將自我置于謙卑的位置，在寫作中體現著一種“與物共適”的生命共同體觀。

按羅蘭·巴爾特的話說，荒漠只能是一處零度風景——這個“零度”不是指不存在生命，即使在世界上最熱、最死寂的死亡谷，也存活著九百到一千多個物種。而且沙漠是有“溫度”的，有很多人會選擇在沙漠周邊定居，就是為了借助沙漠充足的陽光和干凈的空氣治愈肺炎痼疾。“零度風景”是專門針對人而言的，意指那里沒有人類的參與或干涉，其變化完全是通過自然演替過程實現的，是從自然而來的自然。

沙漠是一個空間概念，是“野性自然”，甚至是“自給自足、具有自知性的生態系統”。我們在此可以領悟到一種“地方”的喻意：它不能用高墻等實體或者其他方式圍合起來，所有人均可隨意進入，也并沒有進行準入上的苛刻要求，無論來者貧富貴賤。然而，開放又僅僅是表象，沙漠同時又是嚴密的封閉空間，它的內部暗含著排斥。它地處偏遠，意味著無序、威脅，普通人一般都敬而遠之，就算乘愿而來，也難以忍受內心的焦慮與恐慌，想要抵達深處或窺其堂奧都殊為不易。

沙漠這樣的“地方”，既有制約，又有自由，既象征庇護，又鼓勵冒險，這種不易為人覺察的矛盾，昭示著荒漠是一個自主運化的生態區域。它代表著自然權威強力而純粹的體現，要么對人類意志不予理會，要么充滿敵意。

自然與人的關系只有禁錮和開放兩種，也就是說要么身在其中，要么置身其外。盡管看起來沒有邊界與籓蘺，但沙漠隱含生死變遷，內部險象迭生，獨懷生滅之道。它是有自主意愿的、能支持人類和非人類特殊的生存需求。它同樣擁有地理、氣候、水文、生態的特點，是人類能力缺席后的延伸，或者也是人類機制失靈后的隱喻性圖景。

在《少雨的土地》中，奧斯汀將早期移民者所提供的地名，換為當地印第安原住民的地名，用當地的語法習慣描述當地的自然環境?！案璩切┰诎捅葌惡优献?、由于想起耶路撒冷的錫安山而哭泣的希伯萊人的圣歌，是一個民族的表達，而不僅限于一個孤獨的先知者”；“地方”才是文化與自然共存的基本空間，在荒漠中，奧斯汀如同嬰兒恬然蜷居于母腹之中一般愜意。她將對沙漠植物的書寫貫穿每一個章節，告訴讀者這里不是不毛之地，而是充溢著靈動、寥廓、寧靜之美，荒涼遙遠的曠野，逐漸衍生出一種精神超越的哲學意味：

“沙漠讓一個人付出的全部的代價都是有償的，那深沉的呼吸，深沉的睡眠，以及群星的融洽無間。在夜晚的停頓中，它以新的力量與人遭遇，它讓你相信占星術都是沙漠哺育出來的。你很難逃脫被控制的感覺，當群星在廣闊清澈的天宇移動，清楚地升起和落下。它們顯得很大，清澈而顫抖；仿佛帶著莊嚴的、無需宣布的使命在移動?！保ā渡儆甑耐恋亍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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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猶如陶器的顏色，樹木好似頗具憂傷氣質和浪漫情韻的航船，芳草萋萋的曠野，如同“另一個精致的凈化過的歐洲大陸”。康拉德面對非洲這片土地曾發出宏愿；要讓“每個貿易站都應該像道路上的一盞能夠指向更美好事物的指路明燈，它當然是一個貿易中心，但是也應該是一個博愛、進步和教化的中心”；也希望用一種原始甚至于野蠻但充滿生機的力量，去拯救歐洲失落的文明。

但康拉德的地方性寫作，終究未能走出殖民話語的藩籬?！逗诎档男摹放读酥趁裰髁x者在剛果的空間擴張，在鞭撻殖民主義侵占土地、消除地方性的同時，對于當地人承受的歷史痛苦，卻唯有掩面而去。作者對當地人同情但卻缺乏尊重，憐憫中帶著些許輕蔑，始終難以克服自己作為白種人、歐洲人的種族身份，因而無法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傳統中對黑色大陸和黑色民族的恐懼和排斥。

是否所有的“地方性”問題，永遠只能選擇采用財富、權力、科學計量的方式進行消解，永遠只能處于有待拯救或改造的位置？時隔一百年后，芭芭拉·金索沃從女性敘述者的角度，在《毒木圣經》一書中勾畫出另一個古老的、有機的、現實的剛果，生機盎然的土地成為主角，“地方性”知識與情感獲得了敘事的主體地位。白云蒼山，茫?；脑?，作家力求用“透明的眼球”，用真正的凝望，徹底恢復視覺的真實，恢復自我的感知力和生態知識，壯觀和肆意的土地這才開始在視野中奔放舒展，文本才在相當程度上超越了殖民屬性。

寫作，是另一種形式的建造：人類通過寫作，建造著地方?！暗胤降脑佻F”應是地方性寫作與藝術創新的基礎。用文字描畫的非洲景色以及作家創造的浪漫式奇遇，都源于對非洲地方性的深刻感悟和領會。艱苦環境使金索沃逐步形成一種理性的洞察力，而不是滿足于感性體驗的獲得，即使在遠離自身母體文化的陌生背景中，也能在各種相異的事物中領悟到隱藏的含義。

從《黑暗的心》到《毒木圣經》，我們看到了發自內心的地方性尋求，那是“相同身份與特點的感覺”，“根植于地方深層意識的心理建構”，是與土地生死相伴，同時深受山水、族群特性影響的生活理解。

對非洲的“改寫”不是為了顛覆，只是為了說明土地有自己所屬民族的悲歡故事與族群神話，而“地方”不是可資賞玩而又能隨時抽身離去的“地方風情”和“異質經驗”。這樣的書寫才能引領自然文學走出衰敗論敘事的套路，開啟探尋歷史與未來更深遠真意的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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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是真態的懷鄉病，一種對總在家狀態的本能渴望”（諾瓦利斯）。“家”與“故鄉”是人類獲得獨特本土知識的最初之地，按地理學家皮特的說法，是“自然地、不加故意地體驗生存”；也是培養“自然修養”的開始。它含蘊著一個人的記憶和地方經驗升華出的精神光暈，并讓他們找回在現實世界中失落的本真存在。只有這樣的“場所”（地方），才是能夠自主踐行理想，與主流社會生活、階層等級保持適度距離的寧謐場所。也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才能終結永遠處于漫游之中的無家狀態，才使真態的家和詩意的棲居成為可能。

地方性書寫在“家”與“故鄉”之外，為我們提供展開自然與人生這本大書的嶄新維度。人在地方這樣的思想空間中，在地方性的經驗環境與內在感受的互動生成與更新中，重新挖掘，重新審視，重新出發。從對地方性的認知與理解開始，我們會慢慢獲得一種特別的歷史感受，以及一種相對的文化立場，能夠理解人類生活的不同可能性，能夠換一種思路去理解我們所遭遇的時代問題。

布伊爾、海斯、林奇都曾有過類似的心路歷程：地方不僅是“觀看世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世界向我們“顯現自身”的方式。我們在探究人類生存問題之時，應先有一個深化地方認識的前提，之后才會有比以往更廣闊的生命感受。

地方改變著人，人也改變著地方。一個“地方”，其實就是一種社會心理狀態。地方不是某個幽閉空間，而是誕生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之中。它將安全與舒適、物質與精神、保守與進取、簡樸與豐富、自然與人為等，最大程度地耦合起來，回歸地方既是一個祛魅化的過程，也是人與自然認知重塑、有如初識的溫暖旅程。